1941年3月,正在創作《馬伯樂》第二部的蕭紅騰出手來寫出了《北中國》。小說連載于《星島日報》副刊《星島》,稍早時辰,同為西南作家的端木蕻良的作品《冬風》也登載在這里。佳耦二人此刻的同題材創作并非無因,兩部小說都是回應時勢之作。依據《北中國》內置的時光線索,“兒子走了不到半年中國就打japan(日本)了”,可知年夜少爺于1937年上半年分開西南。“兒子一往就是三年”,闡明小說的敘事時光設置在1940年。而年夜師長教師在“本年陰歷十仲春里”“聽到兒子大要是逝世了的新聞”,闡明兒子逝世于1940年陰歷十仲春,即陽歷1941年1月,這恰好是皖南事情產生的時光[1]。
蕭紅《馬伯樂》重慶年夜時期書局1941年版
自1982年《西南古代文學史料》(第5輯)重刊此部作品以來,《北中國》就以“針對蔣介石動員‘皖南事情’的罪行行動”的面孔示人,同時又“有顯明的蕭紅作風”[2]。這種將作風(情勢)與主題(內在的事務)切割開來的闡述方法相當有興趣味。《北中國》因反應皖南事情而被以為在政治上“提高”,因其奇特的蕭紅作風而被以為在藝術上“提高”。兩種“提高”看似彼此自力,卻預留了彼此攪擾的空間。好比,研討者無法避開《存亡場》相較于《北中國》而言更為清楚的救亡號令與政治表達,往往將其解讀為政治上的“掉隊”,或則以為這是藝術上的“成熟”。但無論是“掉隊”仍是“成熟”,實在都預設了對“政治”或“文學”的懂得,以這種方法會商蕭紅是提高仍是落后,恰好墮入了自說自話的嫌疑。這和我們習氣將情勢與內在的事務離開會商的思想方法是脫不開干系的。
蔣暉以為“情勢是以藝術手腕表示出來的內在的事務,是使一部作品得以自我確立的精力實體。一件作品的情勢說究竟就是這件作品和世界的最基礎關系。作品經由過程情勢言說世界,人的認識對存在全體的掌握經由過程情勢而凝結上去”。情勢“關系著作家以什么樣的方法進進和懂得世界,他的藝術的政治性、倫感性都基礎于此”[3]。在這個意義上,以“顯明的蕭紅作風”講述“皖南事情”恰是解讀《北中國》這部作品的要害。
坦白來講,《存亡場》確切組成了懂得《北中國》的參照系。《存亡場》中的“中華國”照應了《北中國》里的“年夜中華平易近國”“北中國”等中國符碼,《存亡場》和《北中國》都應用某一村落/家庭在嚴重汗青轉機下的變更預示西南全境的變更與將來走向,這種帶有隱喻性質的寫法,表現出蕭紅面臨政治事務時的某種分歧性,無論是題目關心仍是講話姿勢。這里真正的變更在于,為何這種“顯明的蕭紅作風”在《存亡場》后半部門可以或許被打破,而在《北中國》里卻組成彌漫全篇的音調,甚至一直浮現在蕭紅40年月的諸多作品中。要懂得這一點,既觸及到汗青事務的分歧性質,也關乎蕭紅在抗戰時代的詳細處境,情勢在這里組成了通往內部政治世界的窗口。
1934年進關后,內部寫作周遭的狀況的轉變帶來了《存亡場》后半寫法的調劑,對抗行動不測取得了相當明白的表達。小說前、后在作風意義上看似斷裂,在內在的事務層面卻高度同一,關內日益蓬勃的平易近族主義高潮所供給的汗青氣力推進了“年盤”的動彈,讓蕭紅敢于衝破小我作風而表達出某種所有人全體性的前景。比擬之下,《北中國》則將時勢警惕翼翼地編織進作品里,對事務停止了“有興趣識的隱瞞”。固然客不雅的汗青實際在文本中依然組成了“緘默的巖石,戲劇的游戲在那里破裂,真正的喜劇性出現泡沫”[4]。
蕭紅《存亡場》上海容光書局1935年版
施米特曾用“時期侵進戲劇”說明英格蘭王室忌諱若何成績了莎士比亞的喜劇藝術,在這里,主要的“不是文學反應了政治,而是政治若何釀成了文學”。這種講法用來懂得蕭紅《北中國》也相當恰切。在《北中國》里,“罪惡的題目就必需警惕翼翼地回避,在劇情成長上也是不開闊爽朗的緩慢的,在舞臺上的戲劇這一面具與服裝之間,可怕的汗青實際模糊閃現著,文獻學的、哲學的或許美學的說明不論如何尖利銳利,都不克不及轉變這一現實”[5]。皖南事情差別于其他抗戰事務的最基礎之處正在于它的忌諱性。就言說難度而言,皖南事情與“九·一八”事情有著最基礎差別。蕭紅作風在這里的延續,既代表了作家以小我經歷盡力消化實際的盡力,也意味著此時并不存在一股汗青氣力可以或許輔助蕭紅衝破這層忌諱,取得新的前景。
一、皖南事情的噴鼻港視角
某種意義上,蕭紅的《北中國》,包含端木蕻良稍后完成的《冬風》,可以視為一種以文學形狀浮現的關于皖南事情的政論文章。
40年月書寫皖南事情的作品并未幾,就筆者今朝所見,除蕭紅、端木蕻良兩篇外,僅茅盾的長篇小說《腐化》(1941)對此有所指涉。三部小說都成于噴鼻港,會議室出租并不是簡略的偶合。會議室出租皖南事情的迸發,是將國共兩邊持久以來在“同一陣線”下的摩擦擺到了明面上。公民黨方面同一口徑為“中心為貫徹軍令的不得已辦法”[6],壓抑國際報刊上一切異見新聞。共產黨方面由周恩來頒發在《新華日報》上“千古奇冤江南一葉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為江南逝世國難者志哀”兩份題詞忌諱公然此事[7],也可正面得窺公民黨方面的封閉力度。比擬之下,外媒成為有關事情異見聲響的衝破口。japan(日本)及偽滿洲國媒體年夜範圍報道了此次沖突[8],安娜·斯特朗此前受周恩來的密信委托也率先將國共摩擦表露在外媒上。據林語堂在美的不雅感,“日方共方消息先發,張年夜其辭,及中心來電講明,讀者已有先進之見,而講明變為辯誣矣。辟謠總不及闢謠效率”[9],這闡明公民黨雖能把持國際言論,對海內則力所不及。
“千古奇冤江南一葉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周恩來題詞
蕭紅此時地處南陲,噴鼻港的言論情勢恰好處于國際與海內之間。作為信息交匯之地,噴鼻港能聽到更多海內聲響,大量文明人在事情后的南遷也帶來了不少大道新聞[10]。但另一方面,公民當局經由過程把持《至公報》(噴鼻港版),以報道、社論、來信、電報等方法連續保送官方口徑,又借助多種手腕壓抑其他異見聲響,公民黨方面依然在噴鼻港漢文言論上占據了相當的自動權。噴鼻港《文藝青年》半月刊在2月16日曾刊登《新四軍閉幕事務會商綱領》,在公民黨的施壓下,《文藝青年》被港英政府復刊。單就內在的事務來看,綱領實在并無左袒共產黨之意[11],公民黨方面討厭的顯然是會商這一行動自己。比擬之下,柳亞子結合宋慶齡、柳亞子、何噴鼻凝、彭澤平易近等人簽發的宣言在態度上則更為光鮮。這份宣言在公民當局的壓力下異樣未能在噴鼻港的報紙上註銷[12],柳亞子自己更是在撰寫《為皖南事情發往重慶的親筆代電》后被解雇了黨籍。
在這種語境下,《時期批駁》收回的聲響就尤顯奇特。這份雜志由周鯨文掌管,周鯨文是張作相的外甥,曾任西南年夜學代表校長,是“奉系”的年青氣力,抗戰迸發后赴噴鼻港開辦此刊并以之為陣地從事平易近主活動。《時期批駁》雜志第63期刊載了周鯨文《論中國今朝的政治危機》和陳哲平易近《中國往何處往》兩篇政論文章,又特殊選用了落款為《連合分歧》的木刻作封面,正面回應了皖南事情話題。而接上去的第64和65期也對此話題連續跟進,刊載多篇相干政論[13]。值得誇大的是,雜志第63期出書于1941年1月16日,距事情只要10天,周鯨文政論成于1月10日,距事情只4天,不得不稱其迅捷。《時期批駁》可以或許連續公然會商這一題目,天然與周鯨文作為“西南名人”的成分有關。而他之所以能做出敏捷反映,起首要得益于噴鼻港迅疾的新聞收集,也與他對國共摩擦題目的持久追蹤關心密不成分。
周鯨文《若何處理國共的摩擦》,《時期批駁》1940年第2卷第44期
早在1940年4月,周鯨文就寫過一篇題為《若何處理國共的摩擦》的文章[14],同期還有一篇簽名為文撰寫的《平易近族好漢趙侗畢竟逝世在誰的手里》的時論,婉言“國共摩擦由于談吐,而見之于武力沖突,已是不成諱言的現實”[15]。在周鯨文看來,這是一個持久以來的景象,“國共兩黨在摩擦事務中,彼此都彼此的擔負過闖禍者的義務”[16],新四軍與韓得勤部在1940年秋天就有過比擬年夜的沖突,本日事情是十個月以來國共商量掉敗的成果。他是以主意:就短期情形而言,公民黨必需允許共產黨公道符合法規的存在,兩邊需求盡快告竣協議,火并下往既損耗國族氣力,對兩黨來說都是“致命的毀傷”。久遠來看,處理的最基礎措施在于平易近主憲政的履行,這也恰是他小我的政治主意。
之所以不避繁雜展敘和周鯨文有關的闡述,是由於端木蕻良和蕭紅在這一時代與周鯨文過從甚密。三人在1940年下半年瞭解,周鯨文出資為二人特辟新刊《時期文學》以支撐二人的文明工作,皖南事情產生時,端木蕻良正忙于此刊的準備任務,《科爾沁前史》和《馬伯樂》(第二部),也刊載在《時期批駁》上。端木蕻良更是深度介入了周鯨文的人權活動和營救張學良等工作,曾頒發多篇政治論文以支撐周鯨文的政治主意[17]。蕭紅生病住院后,周鯨文也供給了相當多的資金支撐。依據周鯨文的回想,他與“端木、蕭紅在噴鼻港往還一年多,會晤時多談時勢,很少談家常”,在他印象里,“蕭紅對時勢也未幾談”[18],這意味著即便蕭紅的詳細不雅點沒無為周鯨文所擺佈,周鯨文也必定成了她有關皖南事情的主要新聞起源。某種意義上,蕭紅的《北中國》,包含端木蕻良稍后完成的《冬風》,可以視為一種以文學形狀浮現的關于皖南事情的政論文章。噴鼻港作為“‘集納’空間”[19]供給了多樣的信息,文學的含糊態供給了政治表達的避風港,而與關內西南亡命群體的親近,對他們的態度也發生了詳細而微的影響。
二、周全抗戰的“西南態度”
皖南事情觸及的是國、共兩黨政爭,為安在關內西南亡命群體傍邊激發了這般激烈的反應?
蕭紅、端木蕻良與周鯨文的來往,將抗戰時代關內西南籍亡命群體構成的人際收集凸顯了出來。早年間秉持著右翼態度在偽滿洲國文壇開端創作的二蕭、羅烽、舒群、白朗等人對張氏父子堅持反感,在上海時代也與關內奉系名人來往未幾。但到了周全抗戰時代,申明鵲起的西南作家們與關內西南亡命群體之間的來往開端變得親密起來。蕭紅等人在武漢時常常給《至公報》副刊《陣線》投稿,這是由於《陣線》的編者是在西南稀有年生涯、任務經歷的陳紀瀅。陳紀瀅還舉行過西南作家在武漢的會議,分歧代際、態度的西南作家齊聚一堂,凸顯出地區成分在這一時代的奇特性[20]。蕭紅在武漢退卻前的最后一個居所是漢口三教街孔羅蓀處,那恰是西南救亡總會的會址。1939年,于毅夫開辦《反撲》月刊,作為西南救亡總會的機關刊物,此前在右翼文壇申明鵲起的一眾西南籍作家,包含舒群、羅烽、白朗、李輝英、白曉光(馬加)、宇飛、師田手、楊朔、黑丁在內,均在其編者名單中。于毅夫1940年在《反撲》上特辟了“西南場地”一欄,刊載西南有名人士的新聞,蕭紅、周鯨文都曾在列。包含蕭紅和端木蕻良在內,駱賓基、孫陵都與周鯨文熟悉[21],周鯨文后來籌備平易近盟與西南文明協會,對幾人之后的途徑選擇均有主要影響。
這種影響也相當天然地內化在了《北中國》《冬風》兩部作品里。《北中國》選擇描述生涯在西南的耿年夜師長教師一家為皖南事情新聞衝擊后家破人亡的慘景,以此正面表示事情。無獨佔偶,《冬風》註釋前有一題記,題作“留念那些被遺忘的人們”[22],通讀全篇可知,“被遺忘的人們”指的恰是西南失守區的大眾,這闡明端木蕻良也拔取了雷同的敘事戰略。二者對皖南事情的懂得是從雷同的角度動身的,他們都從西南束縛的意義上估計了皖南事情的影響。
皖南事情觸及的是國、共兩黨政爭,為安在關內西南亡命群體傍邊激發了這般激烈的反應?這與“西南議題”在抗戰時代的地位有關。周全抗戰迸發后,西南題目從頭釀成了處所題目。戰鬥情勢進步神速,中日訂定合同的聲響不停于耳,一種罕見的謠言即是兩邊恢復到1937年“七七事情”以前的國土劃分,西南地域有作為買賣籌碼被就義的能夠性。這種聲響在1939年汪精衛“附逆”后變得愈加大力度烈,乃至陳誠在1939年6月15日專門邀集西南名人召開座談會,重申“抗戰究竟”的準繩,以重視聽[23]。西南救亡總會更專門謀劃了“抗戰究竟”“恢復西南政治機構”“憲政題目”等專題會商,誇大“抗戰之目標在求中國國土主權之完全,不達此目標決不終止。故除敵軍全數加入我國國土外,別無謂西南四省題目公道處理之道路”,請求公民當局認可“抗戰究竟之說明至多須恢復‘九一八’以前之狀況,以安人心而杜謠言”[24]。對于關內西南亡命群體而言,確保西南題目隨同全國題目一路處理,確保西南不作為會談籌碼被就義,是其焦點好處地點。
借用端木蕻良的話來說,西南人的地位“就是永遠站在他人的前邊的阿誰地位。我們是應當第一個翻開了門而是最末走出來的人”[25]。只要在如許的條件下,才幹懂得皖南事情所代表的國共摩擦為何會給關內亡命西南群體帶來了尤為刺痛的感觸感染。站在西南人士的態度上,任何摩擦城市形成抗衡戰氣力的傷害損失,進而帶來西南無法光復的風險。周鯨文與端木蕻良等人以英文寫就的《關于japan(日本)侵華十周年之宣言》中有一段相當抒懷的段落:
明天,我們還想表達我們持久遭到克制的思惟情感。在曩昔的十年里,西南大眾不是像被拋棄的亡命者那樣,常常在無人理會的困苦中流落和悲嘆,就是在我們的逝世敵的魔掌之中和鞭笞之下,餓著肚子作苦工。我們全都久久地渴望著見到束縛之日的曙光,那時,奴隸將再一次享用到不受拘束人的莊嚴和冷遇。困苦的亡命者將不受拘束地前往本身的故鄉和故鄉。[26]
“遺忘”是這段引文的要害詞。這種感觸感染作為那時人的廣泛心態[27],也恰是端木蕻良《冬風》的交流主題。在《冬風》中,借助一句“十年了”,“人家把我們忘了”[28]的重章復沓,“遺忘”這一主題取得了凸起的誇大。
“我們的孩子被中國人打逝世了”一句是以可以視作《北中國》的文眼。“中國”在這部小說里獲得了凸起的誇大,題目《北中國》正可視為作者意愿的凝聚性表達。包含“年夜中華平易近國”“平易近國”“中國人”“北中國”在內,多重中國符碼的利用是將“中國”作為題目凸顯了出來。年夜師長教師是平易近初反動黨出生,卻不曾想到,沖破各式阻擋到上海抗日的西南愛國青年,竟然犯了“遺害平易近國”的罪。母親身覺本身是“東三省”人,沒想過本身的兒子作為中國人竟也有“被中國人打逝世”的暗澹結束。借助人物對“平易近國”與“中國”符碼分歧的懂得,蕭紅現實上外化了皖南事情所裸露的國族認同與處所認同之間的齟齬。耿年夜師長教師此時的心坎煎熬,也代表了西南人士對于皖南事情的復雜感觸感染。耿年夜師長教師徹夜讀報,依然無法信任,乃至枕著報紙進眠。而在夢中,“他的兒子并沒有逝世,而是做了抗日好漢,帶著千軍萬馬,從中國殺向‘滿洲國’來了”[29]。這是小說最具精力剖析性質的時辰,也可看作全章的飛騰。“滿洲國”在這里被打了引號,顯然,無論是年夜師長教師仍是敘事者都不認同這一政權的符合法規性。在夢中,兒子作為“年夜中華平易近國抗日好漢”率領千軍萬馬殺回西南,在實際中,國共摩擦案依然懸而未決,西南依然在“滿洲國”的轄制之下。夢在這里顯然帶有抵償性質,耿年夜師長教師得以順暢表達本身的國族認同。但這種認同恰好在夢里才得以完成,實在反證出年夜師長教師的“扯破”在實際中難以處理。耿年夜師長教師一直在信封上寫的是“年夜中華平易近國”,這個“年夜”字不成省略。《存亡場》中也有“中華國”的提法。有興趣避開“中華平易近國”的稱號,實在意味著人物對于平易近國的認同是基于文明與汗青,而非政治層面臨實際政權的承認。這也是蕭紅的熟悉。在這共享空間個意義上,端木蕻良與蕭紅的文學表達,實在充足表現了西南亡命人士共有的感情構造。
三、“中心地帶”的右翼表達
這恰是蕭紅的“回想詩學”——一種借助于小我經歷“消化”實際的盡力。
與周鯨文等西南名人交好的蕭紅熱忱地介入了1941年“九·一八”九周年的留念運動。1938年,一篇簽名為蕭紅的宣言曾刊發在《至公報》(漢口版)副刊上。這篇文章外行文措辭上與蕭紅文字作風相差極年夜,據端木蕻良暮年回想,是由他執筆、以蕭紅的名義頒發的。而到了1941年,這篇宣言顛末蕭紅的親身修正,在噴鼻港《時期文學》雜志上再度登載[30]。與之同時,蕭紅給弟弟的公然信《九一八致弟弟書》也在噴鼻港《至公報》的副刊上頒發[31],從別人代筆到親身修正再到親身撰文,對于周年事念歷來不甚熱忱的蕭紅在1941年產生了立場上的轉彎。這與她到噴鼻港后與西南亡命群體的接近密不成分。端木蕻良則更為熱忱,介入更深。除了本身寫出《在戰斗中長成》《地盤的誓詞》兩篇留念文章外,他還介入編纂并簽訂了周鯨文掌管的中、英兩份宣言[32]。
蕭紅(1911—1942)
與端木蕻良熱忱投身周鯨文所引導的人權活動、營救張學良活動,后來介入“平易近盟”分歧,蕭紅對于西南人士的平易近主政治活動愛好寥寥。與之相照應的是《冬風》與《北中國》兩部小說在感情顏色上的差別。《冬風》在描述三角洲樂園時,有興趣誇大這是一個“什么旗都不掛,也不掛滿洲國旗,也不掛japan(日本)國旗,也不掛俄國旗”[33]的處所,“掛的是一面三角狼牙旗”,主意“萬平易近同等”“男女齊心”。這種帶有原始神話顏色的烏托邦表述,恰好浮現出某種超克現今政治格式的意愿。在小說開頭,主人公一度燃起了到西南國民本身的義勇部隊伍中“干點年夜事”的設法,這里的要害是“本身的”——周鯨文所代表的西南平易近主人士的途徑選擇,為端木蕻良的小說前景供給了支持。比擬之下,《北中國》的作者固然在小說中一遍遍重復“年夜中華平易近國抗日好漢”這一題簽,試圖強化對于逝世在本身人手中的無名抗日義士的旌表與追懷,但函件終極也沒有寄出,這份來自西南人的“承認”早已無處投送,這或許意味著蕭紅實在并不真正信任西南人士實際里的回想能起就任何本質性的功效。
蕭紅的牴觸心態折射在她對于回想行動的辯證立場上。現實上,對蕭紅而言,回想也是她應對時勢/時局的奇特方法。但在小說里,回想固然可貴,卻佈滿有力感:
由於太遠了,那年夜鋸的“扔扔”的聲響不很年夜,似乎隔了不少的村落,而聽到那最后的村落的音響似的,似有似無的。假若在記憶里邊沒有那伐樹的工作,那就最基礎不了解那是伐樹的聲響了,或許最基礎就聽不見。“一百多棵樹。”由於他們心里想著,那處所本來有一百多棵樹。
在好天里往何處看是看得見那片樹的,鄙人雪的天里就有些看不見了,只聽得不了解什么處所“扔、扔、扔、扔”,他們一想,就定是那伐樹的聲響了。
他們聽了一會兒,他們說:
“一百多棵樹,風流雲散了,耿年夜師長教師想兒子想瘋了。”
“一年不如一年了,完了,完了。”
櫻桃樹不結櫻桃了,玫瑰不開花了。泥年夜墻倒了,把櫻桃樹給軋斷了,把玫瑰樹給埋了。櫻桃軋斷了,還留著一些枝權,玫瑰竟埋得連影都看不見了。
耿年夜師長教師疇前問小孩子們……[34]
有研討者曾根據引文中“假若在記憶里邊沒有那伐樹的工作,那就最基礎不了解那是伐樹的聲響”這句話,出色地址出記憶在這里的主要性[35]。工人對砍木的感知恰好是聲響和記憶一同喚起的,依托于作者對于鄉土的記憶,“似有若無”的砍木音響得以轉換為彌散性質的感官體驗,由此使全部空間感染上了感情顏色。也正依附著這個同一的回想音調,整段文字才勝利地拼接在一路。“櫻桃樹不結櫻桃了,玫瑰不開花了”一段是敘事者的感歎,說話作風與《呼蘭河傳》相仿佛。這段文字之前是砍木工人的直接引語,之后是耿年夜師長教師的段落,在短短幾行里,作者曾經轉換了三個敘事視角。之所以不令人感到突兀,是由於小說從開篇起就混淆了敘事者記憶的描述。小說第五節開首是“可是此刻耿年夜師長教師早曾經病了”,“此刻”意味著作者直到這一節才開端正式描述年夜師長教師,此前對年夜師長教師的描述都是被敘事者以回想的口氣帶出來的。《北中國》由此成為一篇氣氛性極強的小說,故事的講述被滲透在彌散性的感官細節里,時空與真假的界線被打破,開篇的清雪與砍木的扔扔聲仿佛一向連續。各種感官細節組成的即是蕭紅小我的經歷世界,假如說小說中有關耿年夜師長教師的部門浮現的是蕭紅對于皖南事情的立場與思慮,那么,蕭紅現實上是在用小我經歷“消化”了這一事務。這恰是蕭紅的“回想詩學”——一種借助于小我經歷“消化”實際的盡力。
但這種盡力也有其主動性。跟著小說敘事的推動,文本外部的空間也愈加荒僻與封鎖,直到安靜無人的“后花圃”里的涼亭:
由於一條狗從上邊跑過了,那狗畢竟是跳墻出往了呢,仍是從什么處所回來的。再細心查那足跡,那足跡只是單單的一行,有往路,而沒有回路。[36]
園中無人往來,全日看雪的只要年夜師長教師,作者實在是參與了年夜師長教師的視角來察看這些足跡。足跡“有往路,而沒有回路”,這闡明狗是跳墻出往再沒有回來,足跡有往無回再度凸顯出“后花圃”的封鎖,也同時浮現出察看者逃逸這一空間的盼望。這既是年夜師長教師的盼望,也是作者的盼望,但是小說終極仍是困在了這一方皚皚白雪的后花圃里——涼亭四角鈴子的響動隱約轉達出輕風的存在,清雪將再度埋葬這些淺淺的萍蹤,回想還將困于回想。
蕭紅在噴鼻港的萍蹤
回想作為一種彌漫性的感情氣力,其落地需求“組織”的支持。蕭紅在40年月與關內西南亡命群體附近,但在西安事情后崩潰并被接收到公民當局各層級的“奉系”,在政黨政治的實際語境下,能否可以或許供給政治上新的能夠性?蕭紅沒有謎底,端木蕻良也未必可以或許供給解答。正像《冬風》中那句“人家把我們忘了”中的“人家”實在指向相當不明。在分歧語境里,有時指代奉系軍閥,有時指的是公民當局,有時指的是留在關外并同偽滿洲國一起配合的下流士紳,“人家”指向的不斷定性,實在從另一個角度說是墮入了無從責備的逆境。這意味著作者對前路的指向并不清楚,借助他本身在《在戰斗中長成》中的總結即是“他們面臨著幾種仇敵”[37]。關于“游擊隊”的設法也曾呈現在周鯨文、端木蕻良所撰寫的宣言里:
在今朝的苦境之中,我們懇求并請求當局賜與我們游擊隊以某些實在的支援而不是僅僅行動上表現支撐。[38]
在宣言的中文版里,這段意思被委婉地表述為“我們盼望當局為了光復掉地,善自應用挺進西南的前鋒步隊,及支援西南義平易近完成其‘打回老家往’的愿看”[39]。但這究竟是誰的步隊呢?西南抗日聯軍主力已于1940年撤進蘇聯,后被整編為蘇聯遠西方面軍自力第88步卒旅。這里提到的游擊隊,更能夠指冀熱遼一帶隨時預備“打回老家往”的西南游擊隊。但無論是用“我們游擊隊”,仍是用“西南義平易近”,掩蔽的實在都是部隊的政黨屬性,這些步隊在實際中都受國、共兩黨轄制,此刻并不存在一支自力的、只辦事于西南束縛的步隊。
端木蕻良等《旅港西南人士“九一八”十周年宣言》,《時期批駁》1941年第4卷第79期
同一陣線時代,中共相當重視各黨派、各群體的統戰任務。于毅夫作為中共地下黨員,曾持久從事西南人士的統戰任務。于毅夫等人在國統區所從事的有關西南議題的平易近主活動,在社會言論界以及公民參政會上,給公民當局制造了相當年夜的壓力[40]。西南人士對“抗戰究竟”“西南自治”“憲政平易近主”等題目的誇大,重合于中共方面的好處。周鯨文或許沒認識到的是,在《宣言》中一同簽名的西南人士,包含周鯨文、張廷樞、端木蕻良、何鏡華、于毅夫、韓幽桐、丁維翰、董秋水、王福時等349人[41]中,張廷樞曾被中共錄用為八路軍第一游擊縱隊司令員,于毅夫、韓幽桐都是中共黨員,王卓然的宗子王福時,也是作為于毅夫的手下被派到噴鼻港從事右翼活動的。這闡明西南亡命群體作為“中心氣力”,在同一陣線時代實在處于被兩黨滲入和爭奪的狀況,很難真正自外于政黨政治,也就難以供給穩固的“前景”。
以右翼態度進進文壇的西南作家在抗戰時代與西南名人之間的慢慢接近,起首源于他們配合的光復掉地訴求,也由於二者此時類似的社會文明地位。中共地下黨員于毅夫在皖南事情后離開噴鼻港的重要職責就是連合西南籍有名人士,此中包含了周鯨文、端木蕻良和蕭紅。后者與前者并列,恰好闡明右翼陣營組織的方法在抗戰時代產生了變更。抗戰迸發后,大都“左聯”閉幕后的盟員進進中共黨組織,充足應用各類群眾組織與統戰集團,在國統區做公然的“符合法規的機密任務”。與此同時,非在黨盟員年夜部門留在文藝陣線,釀成了“統戰對象”。無論其能否自發,黨外人士的公然運動反而更好地協助了中共的工作[42]。國統區西南作家境路選擇的多樣性與偶爾性,就與他們作為兩黨之間的“中心氣力”游走在“中心地帶”直接相干。與早年受右翼文明收集的直接、直接影響分歧,“同一陣線”政策所打造的宏大的中心地帶,為右翼作家們供給了諸多改變的能夠性。這是端木蕻良、駱賓基選擇“平易近盟”與孫陵、李輝英后來倒向公民黨一邊的年夜佈景。他們有了更多的生計斟酌,面對著更為糾纏的人際關系收集,也經過的事況著更為隱藏的政黨間的爭取,這都實際地影響了他們的政治表達與政治選擇。西南作家40年月的文學書寫與30年月比擬,尤顯多元(歧)。復雜的實際帶來了全新的考驗,若何再度確立本身與世界新的關系,這恰是政治性的最基礎寄義,文學作品就是他們的答卷。
四、40年月國統區右翼文學的政治性
蕭紅40年月作品的詮釋困難實在代表了一批未能歸入年夜后方平易近主活動框架的右翼文學創作的汗青命運。
1937年10月初,端木蕻良曾給胡風往一信,信中寫道:“本日此間有人謂我中國才一擔,西南占八斗,此語可轉寄三郎,笑破肚腸也。”[43]三郎便是蕭軍。此時端木蕻良因風濕行走未便,暫居蒿壩(浙江上虞),胡風、蕭軍與蕭紅則先到武漢,這群在1936年頭尚寂寂無名的西南青年,在短短一年多的時光里在上海敏捷生長為名作家。假如說1937年這種“八斗之才”的講法還屬笑言,那么在1945年抗克服利后,這群青年年夜都成了名副實在的西南“名人”。蕭軍、舒群、羅烽、白朗由延安進發西南束縛區,掌管了北滿的文藝活動。蕭軍剛到西南就被設定了五天六次的密集演講日程[44],舒群、羅烽、白朗則成為西南主要的高等文明干部。端木蕻良先返噴鼻港,后赴武漢掌管《年夜剛報》。駱賓基成為西南文明協會的副秘書長,其代“平易近盟”考核西南青年協會被捕案更是惹起全國顫動。與此同時,陳紀瀅、李輝英和孫陵,也成為公民黨方面的高等接受職員。西南青年作家此前隱伏的不雅念不合在抗戰時代發酵,并外化為他們的途徑選擇。遭到分歧政治氣力的影響,逐步構成了左、中、右的分野。而相較于30年月,他們的文學面孔也產生了很年夜的轉變。從《存亡場》到《北中國》《呼蘭河傳》,從《邊境線上》到《姜步畏家史》,從《科爾沁旗草原》到《初吻》《初春》,文學創風格格的宏大變更背后,是時局對于西南作家的全體塑造。可以說,抗戰時段奠基了西南作家的人生途徑選擇,也重塑了他們的文學表達方法。
蕭紅《呼蘭河傳》上海寰星書店1947年版
差別于此前研討者或以“斷裂論”,或以“成熟論”停止的個體說明任務,本文試圖從全體動身,以蕭紅為例,切磋了西南作家在40年月“團圓”景象背后的時局語境及其文學癥候。這同時聯繫關係著諸多景象。好比,蕭紅在抗戰初期對于平易近族主義潮水表示出了相當的疏離,羅烽、舒群、白朗則投以相當的熱情,該若何懂得這一不合?蕭紅《呼蘭河傳》等作品政治話語相當單薄,以致于讓讀者感觸感染到的是一個不受拘束主義者的抽像,但同期創作的《北中國》政治顏色卻相當光鮮,《馬伯樂》更是一反《呼蘭河傳》的優美,該若何懂得蕭紅抗戰時代作品的政治性?上述景象并不割裂,而是彼此聯絡接觸,背后暗藏著一個配合的國際共產主義活動“國度化”的深入佈景。40年月中國右翼文明活動的成長將在一個國度化、政黨化的國際共產主義活動的年夜佈景下睜開。中國右翼陣營開端匯進抗日戰鬥的大水,國際主義幻想在“同一陣線”的框架內以平易近族救亡的形狀取得了表達,也帶來了階層話語與平易近族話語之間的齟齬。
抗日戰鬥增進中共突起[45],也增進了公民黨對處所派系的整合[46]。中國政局沿著黨派政治的標的目的成長,政黨的突起成為影響西南作家群途徑選擇與文學表達的要害環節。一方面,公民黨方面積極影響、闡釋西南議題,部門沿右翼文明收集進進文壇的西南作家,在政治態度上開端右轉。關內亡命西南人社團構成的鄉情收集所供給的物資與組織支撐,也影響了部門作家在政治途徑上的選擇。另一方面,取得符合法規位置的中共敏捷強大并樹立了絕對穩固的依據地,大批文明人士被吸納進黨組織成為干部,非黨右翼作家則被劃回為統戰對象看待,與中共的親疏關系將直接影響作家對于政治脈搏的掌握以及政治前景的取得。如許,同屬右翼的黨員任務者與核心右翼作家之間的分野愈加顯明,束縛區與國統區作家之間的分野也愈加顯明,以延安為中間展開的中國共產黨的反動,組成了戰時右翼文學場域的“漩渦”。“西南作家群”在這一經過歷程中產生的離心與向心活動,一同構成了40年月文學西南多元且多歧的景不雅。
蕭紅40年月作品的詮釋困難實在代表了一批未能歸入年夜后方平易近主活動框架的右翼文學創作的汗青命運。同是西南作家的駱賓基,在暮年聽到japan(日本)學者盛贊《北看園的春天》《生涯的意義》的“政治性”時,表示出了異乎平常的愛好:“japan(日本)的中國古代文學評論家和我們四十年月年夜后方文藝評論威望者,在文學與政治關系方面的論點,是迥然分歧的”[47],年夜后方作品的“政治性”題目顯然讓駱賓基難以放心。這實在反過去提醒我們在一個更寬的右翼文學光譜上從頭思慮40年月國統區右翼文學的政治性。
本文以蕭紅作品《北中國》為個案,抽繹出國際共產主義活動“國度化”轉向、“同一陣線”與政黨政治、周全抗戰與“西南態度”三條線索,解讀蕭紅作品中的政治表達及其癥候地點。這一景象對于年夜后方西南作家而言具有個性,循著類似右翼文明收集進進文壇的西南青年,跟著右翼文明邦畿的星移斗轉而團圓。在一個全體視野中掌握了這群作家的途徑及創作選擇,也就為我們更為深刻地輿解戰時中國右翼文學供給了參考。
注釋:
[1] 蕭紅:《北中國》,《星島日報》副刊《星座》,03版,1941年4月13日-29日。顛末比對,《蕭紅選集》(黑龍江年夜學出書社)所錄版本與原刊僅有渺小差異,下文著錄將同一應用黑社版《蕭紅選集》,如遇差別將同時注出原刊版本。
[2] 陸文采:《愛國主義的豪情,一向在她心頭跳動——讀蕭紅在噴鼻港頒發的兩篇著作札記》,遼寧社會迷信院文學研討所編:《西南古代文學史料》(第5輯),第161頁,遼寧社會迷信院文學研討所1982年版。
[3]蔣暉:《試論趙樹理三十年月小說創作的主題和情勢》,《文藝爭叫》2012年第12期。
[4] [5] 卡爾·施米特:《哈姆雷特或赫庫芭:時期侵進戲劇》,王青譯,第63-64頁,第73、21頁,上海國民出書社2015年版。
[6] 1月18日,公民黨軍委會發布官方口徑,《至公報》(噴鼻港版)配以《新四軍閉幕短評》。1月19日,刊發公民黨某軍事主座看法。1月21日,《至公報》(重慶版)刊發社評。1月27日,周啟剛南下噴鼻港,向海內僑胞說明此事。1月28日,蔣介石在“國府留念周”上講話再度聲名此事。中國駐美年夜使胡適2月6日美國報告,3月6日,商震在仰光對華裔報告時也都沿用此口氣。
[7] 周恩來:《題詞》,《新華日報》,02-03版,1941年1月18日。
[8] 《國共兩軍沖突兩邊傷亡甚重》,《年夜同報》,01版,1941年1月9日。《中共提出最后請求難邀重慶認可,蔣共調劑委員會必陷于凌亂》,《年夜同報》,01版,1941年1月10日。
[9] 林語堂:《美國來信》,《至公報》(噴鼻港版),03版,1941年5月16日。
[10] 依據噴鼻港《至公報》報道,為應對這種文明人出走景象,張治中作為政治部長還專門接待文明人,“(張)即席演說,勸文明人結合分歧,從事抗建。……張氏并奉勸于新四軍事務產生后前赴港滬與南洋之文明人,及早返渝,謂彼等離棄抗建職位,實為嚴重的過錯。”《張治中在渝接待文明界》,《至公報》(噴鼻港版),03版,1941年5月6日。
[11] 《新四軍閉幕事務會商綱領》,《文藝青年》第10、11期合刊,1941年2月。
[12] 柳亞子等:《撤銷“剿共”安排,處理聯共計劃,成長抗日實力》,《新中華報》,1941年2月9日。
[13] 包含周鯨文《再論中國今朝的政治危機——新四軍事務與國共摩擦》《現階段中國政治的退潮》;百鵬《重新四軍事務說到遠東現勢》;陳哲平易近《如何禁止中國際戰》。
[14][15] 周鯨文:《若何處理國共的摩擦》《平易近族好漢趙侗畢竟逝世在誰的手里》,《時期批駁》2卷第44期,1940年4月。1939年末,趙侗所率游擊隊(曾被改編為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五支隊,后反叛。)被賀龍120師覆滅。——他的母親就是蕭紅在小說《梧桐》中提到的趙老太太。
[16] 周鯨文:《論中國今朝的政治危機》,《時期批駁》3卷第63期,1941年1月。
[17] 包含《論懊悔貴族》《論人權活動》《論人權活動的舉動性》《人權活動的進軍》《平易近主開國與附土抗戰》等。
[18][21] 周鯨文:《憶蕭紅》,《文教材料》1994年第2期。劉以鬯、周鯨文:《周鯨文師長教師談端木蕻良》,劉以鬯:《端木蕻良論》,第110頁,世界出書社1977年版。
[19] 姜濤:《“集納”空間與“馬凡陀山歌”的天生》,《華中師范年夜學學報》2018年第4期。
[20] 包含趙惜夢、陳紀瀅、于浣非、蕭軍、羅烽、白朗、舒群、楊朔、孫陵、黑丁、李輝英、孔羅蓀等。拜見陳紀瀅《三十年月作家記》,第180頁,成文出書社1980年版。
[22][28][33] 端木蕻良共享空間:《冬風》,《端木蕻良文集》第3卷1998年版,第376頁,第382頁,第388頁。小說原刊于《星島日報》副刊《星座》,06版,1941年2月6日-21日。《文集》版未能將題記部門較好地表現出來。
[23] 毅夫(于毅夫):《在陳誠將軍的接待會上》,《反撲》5卷6期、6卷1期合刊,1939年7月。
[24] 《本會上六中全會快郵代電》,《反撲》7卷第5期,1939年12月。張洪軍文章注釋有誤。徐仲航:《在“東總”召開的“關于恢復西南政治機構題目”座談會上的講話》,《反撲》8卷第5期,1940年7月。關于此時段的總體狀態,可參看張洪軍和戴茂林、鄧守靜的汗青描寫。張洪軍:《西南籍抗日救亡人士在重慶》,《實際學刊》2008年第5期。戴茂林、鄧守靜:《八年抗戰中的西南救亡總會》,第95-96頁,西南年夜學出書社1996年版。
[25] 蕭紅:《寄西南亡命者》,《至公報》(漢口版)副刊《陣線》,06版,1938年9月18日。此文為端木蕻良所作,來由見註釋稍后部門。
[26][32][38][39][41] 端木蕻良等:《關于japan(日本)侵華十周年之宣言》(1941年),畢萬聞譯,《平易近國檔案》1992年第2期。這則宣言的中文版登在《時期批駁》第79期上,落款為《旅港西南人士“九一八”十周年宣言》,《時期批駁》4卷第79期,1941年9月。與英文版比擬,在內在的事務上與表述上均有不小的差異。從篇末簽名情形來看,在一眾西南名人中,端木蕻良的地位相當靠前,甚至在何鏡華(西南軍有名將領)、于毅夫之前,這應當是由於他介入了宣言的草擬任務。
[27] 《時期批駁》九一八十周年事念感言特輯中的文章如《不要使華裔掃興:“九一八”在星嘉》《九一八的病根》《“九一八”十周年事念日痛語》《十年了!》,年夜都表達了相似的意思。拜見《九一八十周年事念感言特輯》,《時期批駁》4卷第79期,1941年9月。
[29][34][36] 蕭紅:《北中國》,《蕭紅選集》第4卷,第107頁,第99頁,第110頁,黑龍江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
[30] 蕭紅:《寄西南亡命者》,《至公報》(漢口版)副刊《陣線》,06版,1938年9月18日。蕭紅:《給亡命異地的西南同胞書》,《時期文學》1卷第4期,1941年9月。端木蕻良暮年回想可拜見曹革成《我的嬸嬸蕭紅》,第126頁,時期文藝出書社2005年版。二者對照,后者顯明增加了大批“蕭紅式”的感官細節。
[31] 蕭紅:《九一八致弟弟書》,《至公報》(噴鼻港版),08版,1941年9月20日。
[35] 鐘靈瑤:《體驗與記憶:無情的家園書寫——論蕭紅的〈北中國〉》,《新文學評論》2019年第2期。
[37] 端木蕻良:《在戰斗中長成》,第87頁,《端木蕻良文集》(第5卷)北京出書社2009年版。原載于《光亮報》,1941年9月18日。
[40] 公民當局在1942年5月以“集中西南抗日氣力,構成一個總的抗日任務集團”為由成立西南四省抗敵協會,也是盼望將這一要挾性的氣力歸入治理。
[42] 郭帥:《“符合法規的機密任務者”——左聯閉幕后大都盟員的往向題目(1936-1938)》,《古代中國文明與文學》2022年第3期。
[43] 袁權輯注:《端木蕻良致胡風的二十一封信》,《新文學史料》2013年第1期。
[44] 拜見蕭軍《蕭軍西南日誌(1946-1950)》,第99-101頁,噴鼻港牛津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版。
[45] 拜見盧毅、羅平漢、齊小林《抗日戰鬥與中共突起》,西方出書社2015年版。
[46] 易勞逸:《撲滅的種子:戰鬥與反動中的公民黨中國(1937-1949)》,王建朗等譯,江蘇國民出書社2009年版。
[47] 駱賓基:《政治與文學——中國古代作家作品在japan(日本)代序》,《清楚時期的窗口》,第120頁,國民日報出書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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