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1年，中貿圣佳國際拍賣無限公司征集到胡適的《南行雜記》手稿，手稿中重要記載了胡適一九二五年玄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應武昌年夜學和武昌商科年夜學的約請，往武漢演講時的一段經過的事況。這本手稿的現市補充了先前胡適日誌出書中的罅漏和缺乏，對于20世紀中國的文史研討具有主要的價值及意義。
2022年是胡適師長教師去世的60周年，拍賣公司決議將手稿《胡適的南行雜記》影印舞蹈場地，約請辛軍、席云舒擔負主編，并由商務印書館出書刊行。這套書書匣裝幀，一函兩冊，其一為胡適手稿原件復制本，完整依照原冊一比一停止復制，全文無刪減，細致到銅釘，紙張，附頁粘貼，簡直完整保留了胡適的《南行雜記》手稿的原來臉孔，使得寬大讀者可以或許近間隔窺到手稿原貌，殊難堪得。其二為胡適《南行雜記》的研討論文一冊，由席云舒、趙靖怡、林建剛、馬文飛，陳通造數位專家對胡適原稿停止全方位體系研討，將所得學術結果集成一冊，為寬大學者研討胡適生平供給了可貴的鑒戒與參考。
經《胡適的南行雜記》主編席云舒受權，中國作家網特遴選《胡適的南行雜記》序文及相干手稿圖片發布，以饗讀者。
《胡適的〈南行雜記〉》序
◎會議室出租席云舒
本年八月初，我的伴侶、有名加入我的最愛家王鵬師長教師告知我，中貿圣佳國際拍賣無限公司征集到了一批胡適的手稿，此中含有胡適一九二五年的《南行雜記》。我聽了很是興奮！《南行雜記》的內在的事務已分辨支出安徽教導版《胡適日誌全編》（第四冊）、《胡適選集》（第三十卷，日誌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和聯經版《胡適日誌選集》（第四冊）里，這三個版本的日誌都是曹伯言師長教師收拾的，由于那時是依據影印件收拾，有些文字識讀難度較年夜，尤其是《南行雜記》里貼的一些剪報，有不少文字未能識讀。聯經的版本改正了安徽教導版的一些過錯，但仍留下了一些遺憾。
《南行雜記》是胡適一九二五年玄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應武昌年夜學和武昌商科年夜學的約請，往武漢演講時所記的一本雜記。一九二五年胡適留下的日誌少少，《南行雜記》是這一年保留的最為完全的一段記載，但它不是以日誌的情勢，而是以雜記情勢記載的。學界對胡適此次武漢之行及相干演講研討得未幾，重要是材料缺乏的緣故。依據馬文飛博士和陳通造博士的研討，一九二五年的此次南行，對于一九一七年以來因提倡文學反動和口語文活動而成為青年魁首和學界魁首的胡適來說，簡直可以說是他和更為保守的青年分道揚鏞的一個分水嶺，我們無妨抽像地歸納綜合為“青年向左，胡適向右”。
進進二十年月以后，文學反動和口語文活動已初步獲得勝利，胡適的學術研討重點轉移到“收拾國故”上。這個時代他的“收拾國故”的最年夜成就，是做了大批古典口語小說考據。他盼望以此來為口語文學尋覓汗青的依據，把明清以來的口語小說確立為文學的正宗，從而進一個步驟穩固口語文學的基本。在政治上，他主意漸進改進，“多研討些題目，少談些主義”，他并不信任某種“主義”能使一切題目獲得最基礎的處理。他在《盡力周報》上會商“聯省自治”，提出“大好人當局”主意，但在那時軍閥割據的局面下，這幾多也只是一種“墨客論政”。在看待先生活動題目上，他以為先生活動只是“反常的社會里一種不成防止的景象”，“社會若能堅持一種程度線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宣傳和舉措措施，軌制上的評判和改革，都應當有成年的人往摒擋；未成年的一班人（先生時期的男女），應當有安心肄業的權力，社會也用不著他們來做黌舍生涯之外的運動。”[一] 先生的重要義務是進修，他們只要在書齋里學好迷信文明常識，未來才幹成為國度扶植的人才，是以他否決先生延宕學業而從事于陌頭活動。
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四年迸發了兩次直奉戰鬥。第二次直奉戰鬥，馮玉祥動員“北京政變”，直系戰勝，馮玉祥驅趕溥儀出宮，段祺瑞當局召開善后會議，電邀孫中山北上，但孫中山不久后在北京病逝。由于胡適一九二二年曾進宮見溥儀，惹起過軒然年夜波，溥儀被逐出宮后，胡適又寫信給交際部部長王正廷，稱：“我是不同意清室保留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公約的關系。公約可以修改，可以廢除，但堂堂的平易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橫行之，這真是平易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聲譽的事。”[二] 這段話現實上表現了他的契約理念，但經《晨報》節錄頒發后，不只年青人不克不及懂得，周作人、李書華、李宗侗等人也寫信給他，表現否決。一九二五年頭，段祺瑞當局約請胡適餐與加入善后會議，胡適寫信給安徽省省長許世英說：“會議式的研討時局處理法總交鋒裝對打好一點。所以我這回對于善后會議固然有很多猜忌之點，卻也愿意試他一試。”[三] 仲春十八日，他又因“姑且當局本日無禁止各方友好行動的權利，則善后會議雖經過議定了有數精美絕倫的議案，未來也必無履行之盼望”[四] 而加入了善后會議。這些都成為保守青年進犯他的話柄。
一九二五年蒲月，上海產生了震動中外的“五卅慘案”，英國軍警當街打逝世數名抗議先生。當時南邊正值第一次國共一起配合，國共兩黨當即號令工人罷工、先生罷課，睜開反帝斗爭。對于這一事務，胡適一方面與羅文干聯名致信北洋當局交際部部長沈瑞麟，“請求列國按期召集修正八十年來一切公約之國際會議”，[五] 一方面屢次頒發演說，盼望先生停課。八月，北京各校因否決章士釗擔負教導總長而與教導部離開關系，胡適則與陶孟和、王世杰等十七位傳授聯名否決北年夜卷進政爭：“本校應當早日離開普通的政潮與學潮，盡力向學問的路上走，為國度留一個研討學術的機關。”[六] 胡適沒有介入否決章士釗的宣言，同時又有金梁上溥儀奏折被揭諸報端，該奏折竟妄稱胡適“為皇上所化”，否決者則稱之為“清室復辟文證”，以此來批駁胡適“擁戴復辟”“倒行逆施”。這些批駁顯然是道聽途說、實事求是，與胡適本身的主意相往甚遠。
胡適并不支撐先生的反帝活動。他以為中國的題目重要在于“貧窮”“疾病”“愚蠢”“貪污”和“搗亂”，而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犯。[七] 一九三〇年，胡適頒發了《我們走那條路》之后，有有名的“胡梁之問”。梁漱溟以為“疾病，愚蠢，皆與貧窮為緣；貪污則與搗亂有關；貧窮則直接出于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犯；搗亂則直接由帝國主義之把持軍閥而來：故帝國主義實為關鍵地點。”[八] 胡適則反問：“帝國主義者三叩japan(日本)之關門，而japan(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躍而為世界三年夜強國之一。何故我堂堂神州平易近族便一蹶不振這般？”[九] 胡適一向主意“充足的古代化”、誠心誠意地進修西洋進步前輩文明，但國際的文明守舊主義者則保持在保護傳統文明的基本上“選擇性地接收”西洋古代文明，胡適與文明守舊主義者在這個題目上的論爭，從他留學回國后直到三十年月，簡直沒有結束過。但“五卅慘案”激發的反帝愛國活動中，良多人以為反帝不只要否決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犯，也要否決帝國主義的文明侵犯。持這種不雅點的人，卻不是傳統的文明守舊主義者，而是新興的平易近族主義者，是青年。以否決帝國主義的文明侵犯為由，而把西洋進步前輩文明拒之門外，顯然跟胡適主意的誠心誠意進修西洋進步前輩文明相沖突，是以這也是胡適所不克不及批准的。
這一年蒲月，胡適五歲的女兒素斐病逝世，貳心情極為悲哀，國際的局面也使他無法安心從事學術研討。此時新任武昌商科年夜黌舍長的郭泰祺約請胡適的北年夜同事王世杰擔負該校教務長，王世杰謀劃了武昌年夜學和武昌商科年夜學聯名約請胡適、周鯁生、馬寅初赴鄂演講之旅。是以，此次南行，對胡適來說既是散心，也是解脫北京各種政治旋渦的一次觀光，這就是一九二五年胡適武漢之行的汗青佈景。當然，他的武漢演講仍在宣傳本身的一向主意。
胡適在武漢做了一次即席演媾和十三次正式演講。玄月二十八日早晨，兩年夜學傳授公宴上頒發的即席演講，他談的是“五卅事務”；十三次正式演講一共講了十一個標題，此中包含三個學術演講（“新文學活動的意義”“聊下《詩經》”“中國哲學史的俯瞰”，共四場），五個關于教導的演講（“唸書”“中學國文”“黌舍市”“教會教導”“品德教導”，共六場），一個公共演講（“新文明”）和兩個關于時局的演講（“文明侵犯”和“聊下政治”）。為了胡適等人的這些演講，武昌年夜學還曾組織過一個十三人的記載團，底本預計把胡適、周鯁生、王世杰、馬寅初的演講全都記載上去收拾出書，但不知為何，最后只出書了第一輯周鯁生的演講。
無論是《南行雜記》中所記，仍是那時報紙的報道，他的這些演講都遭到了武漢幾所年夜學師生的熱鬧接待。《南行雜記》里說：“這回幾回報告，聽眾是再好沒有的了。每次都是人滿的，并且一個半鐘頭之中盡少先走的。十月三夜演講時，大雨滂沱，我講了一點三刻，聽眾不散穩定，所以湖北先生界對我的立場，是很好的。”上海《時勢新報》亦有報道：“上月二十九日為武年夜、商年夜聘任演講第一日，地址在武年夜報告廳。上午九時，為胡適講‘新文學活動的意義’，下戰書四時，為周鯁生講‘中國國際位置’。聽眾除該兩校師生外，外界憑券進座，兩次各有三千余人，洵一時之盛也。”[十] 武昌年夜學演講記載團成員高啟圭，后來也在回想文章《憶平易近十四暑期學術報告會》中，記敘了胡適演講的盛況。[十一]
可是《南行雜記》里粘貼的多張剪報，顯然反應了另一種情況，這些報刊上登的都是對他的謾罵，漫罵的內在的事務無外乎上文所說的幾條。這里或可提醒一個現實，就是武漢幾所年夜學聽講的盡年夜部門先生對他都是接待的，但那些報刊的背后，年夜都有各類組織的支撐。依據陳通造博士和馬文飛博士的考據，這些組織就包含那時正在引導反帝活動的國共兩黨。胡適此時固然還沒有掉往青年，但一年以后他往歐洲和美國，比及一九二七年蒲月他回國時，公民黨北伐曾經勝利，并開端年夜範圍清黨，第一次國共一起配合決裂，青年紛紜“左”轉，與胡適所保持的漸進改進途徑的不合越來越遠。
無論若何，這是一個值得進一個步驟研討的題目。
接上去聊下這本書的情形。八月底，王鵬師長教師把《南行雜記》的手稿高清照片給了我，盼望我找幾位伴侶寫點文章，我就找了林建剛、陳通造、馬文飛三位博士各寫了一篇，他們都在胡適研討範疇持久耕作，對相干史料非常熟習。我上文所述，重要是整合他們三人的不雅點并略有施展。同時，我和我的碩士研討生趙靖怡開端查找胡適武漢演講的相干材料。這些演講有一部門記載稿已被安徽教導版《胡適選集》、北年夜版《胡適文集》和“中研院”版《胡適選集·胡當令論集》收錄。我們又在East View 中文報紙數據庫、國度藏書樓“近代報刊數據庫”、上海藏書樓“全國報刊索引”等年夜型數據庫和北京年夜學藏書樓找到多篇從未被任何文集收錄的胡適此次南行演講記載稿，我們把它收拾出來，以供讀者參考。胡適在《南行雜記》中說過，他在武漢的演講都是講的舊題、用的舊稿，但有所修訂，是以，其實找不到武漢演講現場記載稿的，我們就收錄了距他武漢演講時光比來的舊稿錄呈，有稍晚于武漢演講的同題演講稿也一并收錄。
關于《南行雜記》自己，我們依照手底稿高清照片從頭錄進并做了校訂，以前各類版本未能識讀的文字，也已識讀完整。手稿第四六、四七面，原來貼著一張剪報，但剪報后來被撕下，此前各類版本的《胡適日誌》里都缺乏這張剪報的內在的事務，我們依據相干資料考據，發明這張剪報的內在的事務就是胡適《〈海上花傳記〉序》里的一段引文，我們依據《〈海上花傳記〉序》的引文，對瑜伽教室這張剪報的內在的事務做了復原和彌補。《南行雜記》手底稿的最后，還貼有文公直寫給胡適的一封信，以前各類版本均未收錄，我們也將其附錄在《南行雜記》的註釋之1對1教學后。是以，這個版本的《南行雜記》是最為完美的一個版本。
盼望這些資料的問世，能對胡適一九二五年武漢之行的研討有所推動。
是為序。
二〇二一年十月旬日
注釋：
一、胡適：《我們對于先生的盼望》，見《胡適選集》（第二十一卷），合肥：安徽教導出書社，2003年，第220頁。
二、《胡適致王正廷》，見《胡適選集》（第二十三卷），合肥：安徽教導出書社，2003年，第387頁。
三、《胡適致許世英》，見《胡適選集》（第二十三卷），合肥：安徽教導出書社，2003年，第398頁。
四、胡適：《加入善后會議》，見《胡適選集》（第二十一卷），合肥：安徽教導出書社，2003年，第341-342頁。
五、《羅文干、胡適致沈瑞麟》，見《胡適選集》（第二十三卷），合肥：安徽教導出書社，2003年，第407-408頁。
六、《致北年夜同事公函》，見《胡適選集》（第二十三卷），合肥：安徽教導出書社，2003年，第410頁。
七、胡適：《我們走那條路》，見《胡適選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教導出書社，2003年，第458頁。
八、梁漱溟：《敬以就教胡適之師長教師》，見私密空間《胡適選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教導出書社，2003年，第467頁。
九、胡適：《答梁漱溟師長教師》，見《胡適選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教導出書社，2003年，第484頁。
十、《胡適在鄂報告新文學活動》，載《時勢新報》，1925年10月6日第二張初版。
十一、高啟圭：《憶平易近十四暑期學術報告會》，原載《學府紀聞：國立武漢年夜學》，臺北：南京出書無限公司，1981年，第223-230頁。
發佈留言